作為互聯網從業人員，應該了解到技術發展后產生的新社區。如今虛擬形象直播作為時下風靡云蒸的一種亞文化，是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反映了青少年對現實的反思和追求自我實現的訴求與嘗試.
為了應對主流收編和個體化趨勢下的無意義感，青少年開始自發追尋身份的重組，從而形成新的自我文化共同體。
同時，青少年亞文化也逐漸從傳統的抵抗性取向轉變為一種強調自我創造性的文化行動。
在實踐中，通過對傳統的解構、社群選擇的力量和自我賦能，虛擬直播亞文化構建了一套與傳統亞文化截然不同的運作邏輯，避免了從抵抗到收編的命運，使得青少年亞文化不僅僅只是一種體驗，而是開始形成一種主動的互動建構機制。
近年來，隨著網絡直播和“直播+”多元化概念的流行，網絡直播加虛擬形象的概念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熟知，這也吸引了眾多青少年，并成為青少年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
作為互聯網原住民，青少年對互聯網的接受能力超乎尋常地強，比起現實生活中的交流，互聯網更能夠使青少年主動地、便捷地、實時地溝通和交流，并形成虛擬社區;而虛擬形象直播正在這樣一片沃土中茁壯成長，甚至形成了一套獨有的文化和互動機制。作為一種新的直播形式，虛擬形象直播與傳統直播和虛擬偶像有明顯差異，那么虛擬形象直播運行的機制是如何運作的?又何以能在短時間內引起青少年群體的巨大共鳴，影響青少年的網絡互動行為，乃至形成一種新的亞文化群體?這種亞文化群體呼應何種社會現實，又是如何回應社會問題的?
芝加哥學派關注邊緣群體的“偏差行為”和“越軌性”，即下層階級的亞文化。帕克認為城市中“這些地區往往會強化自身的某些特征，以吸引并發展其同一類人，結果使自身的分化更其顯著”[1]。政治、文化、經濟和社會的不平等是越軌亞文化產生的重要原因。因此，權力在規范和越軌之間就充當了重要的角色，誰有權力為誰制定規范，就決定了擁有不同權力的社會階級最終會分化出不同的社會群體。“貼標簽”這一行為促成了不同的亞文化。芝加哥學派研究中的亞文化是主流社會凝視下的群體，是從外部觀測的亞文化，其始終是被動的，而隨著反叛精神與社會系統被引入亞文化研究，伯明翰學派填補了芝加哥學派的罅隙，將視角轉向亞文化內部，明確了“抵抗”的內涵。
階級是伯明翰學派亞文化研究的重中之重。其基本結論是，亞文化由階級不平等產生，依據文化權力的范圍，各種文化群被劃歸為不同的排列等級。
處于下層或邊緣階級的群體，就階級不平等所做出的反應，以及這些反應造就的表現形式就是亞文化。亞文化意味著對主流文化的反叛，就一定會經歷從抵抗到收編的過程。抵抗的“行動”是通過想象的形式來展開的，其對象往往是在社會中持主流觀念的支配階級和霸權主義，這就將行動與階級語境，以及經濟和政治意識聯系在一起。
而亞文化作為—“對工人階級生活制度框架中發生的變化所做的一種反應”，一旦遇到主流社會的收編，僅僅依靠“想象”和機械式的“反應”，最終會導致兩種結果，一是主流文化將亞文化轉換為“正常”的商品形式，聲。二是主流社會通過重新定義亞文化的意識形態，使得亞文化污名化。因此，主流社會和亞文化之間具備對立且不可調和的矛盾。
無論如何，伯明翰學派這種“宿命論”式的論調—即認為亞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無可避免地奔向被時尚商業削去鋒芒的結局，忽視了亞文化的主動性。營造對立關系只是將復雜的問題簡單化處理了，特別是在網絡社會和全球化進程下，亞文化需要借助主流社會以及媒體的力量成長壯大，后亞文化研究者認為，“傳播媒體與青年亞文化的意義和組織密不可分。青年亞文化不是有機的、無中介的社會形態，也不是自主的、草根的文化，只有在走向‘售罄’或引起‘道德恐慌’后才會遇到媒體。恰恰相反，媒體不僅是代表，而且參與了音樂文化的聚集、劃分和發展”。
實際上，主流文化與亞文化既不是完全對立的，也不是能夠完全同化的，亞文化保持著相當程度的反收編性和獨立性，類似一種“舞會文化”，強調個體的主動消費和娛樂性，而這種消費和娛樂具備正向的價值，這就剝離了階級解釋中那些壓抑亞文化群體行動的成分，正如本·卡林頓所說:“正是銳舞這個重要的青年群體顯示出了那些基于階級的抵抗形式的瓦解，并且標志著這些抵抗形式日益向亞文化的碎片化轉變”。碎片化使得結構被消解，馬菲索利將這種狀態概括為“這種紐帶沒有我們所熟悉的組織結構的僵化，它更多的是指某種氛圍，一種精神狀態......它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情況”，對于每一個試圖加入虛擬直播亞文化的人來說，“氛圍”是吸引他們的重要因素，各式主播的風格不同，造就了其關注者群體風格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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